众所周知，毛泽东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的、经典文献。在“概论课”教学中，讲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时，也时常会提到这篇文献，但多数情况下是为了引用毛泽东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实事求是地讲，自己也并没有对此文献逐字阅读、逐句感悟。今天中午休息，随手拿了一本最近新购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自由地展开恰恰是这篇文章，于是就此阅读了起来。
这篇文献是毛泽东为反对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重要著作，原名《调查工作》。这是毛泽东最早的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恰好下午和自己的几个研究生讨论交流，其中有一个主题就是“精准思政”的问题。无论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还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实践中都存在着“大水漫灌而缺乏精准滴灌”、问题目标不清晰而准备了各式的武器、弹药，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凭什么讲你的研究或解决问题的效果做到了精准了呢？”其中第一判断标准是作为研究目标的“问题”是否找准？这也是我们经常讲的“有的放矢”，无“的”或者没有对准“的”，武器或工具在精良也是打不到靶子上的。我就向学生推荐《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趣阅读。由此我自己在想（纯属于个人观点），我们思想政治教育方向的研究生培养（主要是硕士）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是否有必要那么多的人、大都关注理论问题而不是实践问题。具体表现在许多的研究问题，看起来“高大上”事实上是与现实相脱节的，一篇一篇的文章在出，但是同样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甚至还在重复犯同样的问题。
我自己2003年开始在“技术经济管理专业方向”带研究生，尽管我本人不是学管理学出身，但是，学科的特点决定了要按照管理学的模式做相关的研究方法的尝试，其中调研和量化分析是常用的方法。后来，我从技术经济管理专业全身转回马学科、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非常的不适应。我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做定量分析的人不多，甚至基本的调研都不做。我曾经也浏览过大量的思政学科的论文、也评审过一些外校的论文，有些论文由于缺乏调研、工作量明显不足。我反正是坚持要求我带的学生做调研！我并非反对学生或者一些教师做理论性强的问题研究，但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全国马学科、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方向的学生，科班出身、理论功底强的学生毕竟是少数。做理论研究缺乏理论功底，同时又不愿意做（或者比较怕做调研），竟弄些不痛不痒、自娱自乐的东西，没什么价值和意义，有时难怪别的学科低瞧我们。
个人以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育人”，但是如果连教育的对象真实需要、教育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都没有搞清，却在路径、对策、方法等方面大谈、特谈经验与做法，还真的貌似“纸上谈兵”的架势。正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重视调查也要反对唯调查而调查，我看的文章，搞了高大上的工具量表、做了复杂的分析论证过程，但是到了真正用什么办法解决存在问题的时候便有些“虎头蛇尾”，甚至把一些“不证自明”的问题反反复复地进行论证。
我们思政人应当向毛泽东学习什么？
一是精准调研分析。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为了解决好“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样的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从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对待革命的态度做了大量的调研和精准的分析，最终为分辨真正的敌友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对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等各个阶级的精准画像、精准分层、精准定位，真正为解决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革命的领导力量、谁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和谁是我们要时常提放的对象提供了指导。在这一点上，习近平总书记也倡导“精准调研、精准扶贫、精准施策、精准管理、精准发力”等思想，也是我们精准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
二是着力解决问题。就调查的目的而言，就是要解决问题，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毛泽东指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前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应当坚决克服的倾向：一是纯主观的“瞎说一顿”，-------，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二是有些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甚至“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思想政治教育离开了解决育人的根本问题，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
三是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指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的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要学，但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上述这一系列的论述，简直就是对今天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急功近利、形式主义的洗礼鞭笞。
四是洗刷唯心精神。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就是一种空洞的唯心。这种空洞的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在1945年6月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总结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遵义会议”之前党内存在的三次“左”倾路线的影响与干扰，从根本上讲，就是离开了实际调研而空洞地发号施令，进而形成形式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因此，必须努力zu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主义。我们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从“文献本本”中找问题和头脑之中想问题的情形，其实也是一种“空洞的唯心”。
五是分层分类调研。调研最忌讳我们现在常说的“大水漫灌”。毛泽东在许多的调研中都强调指出了要“调研社会的各个阶级而不是各种片段的社会现象”，追求调研的全覆盖，而不是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像挂了一篇狗肉账（记流水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的新奇故事（道听途说），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高高在上）”，要沉得下身子、以社会经济状况为基准，分层分类详细分析，解剖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从而才能得出各个阶级的政治态度和指导革命者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各个阶级的分析、乡村和城市的分析不可偏废。这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调研法的应用提供了支撑。
六是了解中国情况。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过程中，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了解中国国情。“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而对于“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以及“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群众中去调查调查”的人，必须唤醒这些同志：“迅速改变保守思想！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做实际调研”！思想政治教育何尝不是这样，离开了学生的实际、离开了学校育人的实际、离开了教育的实际，育人的效果可想而知。
七是调查方法指导。毛泽东不仅从哲学理论的视角分析了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的重要意义，更是为做好调查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持。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七个方面对如何进行调查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包括：
一是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
二是调查会到些什么人？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自然，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个问题无关的人不必在座，如调查商业时，工农学各业不必在座。
三是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那种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个人或者二十几个人。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就是在做统计时（如征询贫农占农民总数的百分之几），在做结论时（如征询土地分配平均分好还是差别分好），能得到比较正确的回答，自然人多也有人多的坏处，指挥能力欠缺的人会无法使会场得到安静。究竟人多人少，要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但是至少需要三人，不然会囿于见闻，不符合真实情况。 四是要定调查纲目。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不明了的，有疑义的，提起辩论。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如“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各项细目。
五是要亲身出马。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六是要深入初。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 七是要自己做记录。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要提高工作的的成效和育人的实效，就必须重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调研分析！